伊朗本年度前6个月出口930万吨石化产品

跟张之洞的摇摆相比，盛宣怀则一力坚持铁路国有化。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美]道格拉斯•诺思著，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0八年一月出版）本文已经发表于《读书》2009年第4期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发生原因和动态生成机制，应该说是经济学各学科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将持续多久、影响多深，经济学家们目前似乎谁也不敢给出个确定的说法和预期。正如诺思在其名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第一段话就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对此，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E. Jr. Lucas）曾不无感慨地说，探讨社会兴衰和国富国穷之原因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思考其他任何问题。这足也以说明，从萨缪尔森到赫尔普曼这些国际一流经济学大师所说的目前人们仍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因充满困惑，绝非是经济学家们的自谦之辞。反过来说，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就要对这个人是否还是经济学家打个问号了。

现代微观经济学所要阐释的市场竞争的优长，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各国发展道路，比较经济学对不同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分析，说到底都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发生原因和机制的探究。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认为一国的经济绩效差、经济停滞乃至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该国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自生能力企业的产生与存在又在于政府决策者没能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使政府决策者采取不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战略？是制度因素？还是认识问题？如果说是认识问题，那么，应该让决策者读经济学哪门学派的理论才能认识清楚比较优势原理？是让他们去研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是让他们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或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即使一些政治企业家（诺思语）相信了比较优势原理，他们又能任意地在各国的现实实践中制定并推行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建立并一大批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与其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是由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固定参数，而毋宁把它看成是随经济发展而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这样的形容也许都对，但尽管如此，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程度，还是要恰如其分地判断。

就目前情况而言，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两个群体上，由此引起的问题也是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在长期的意义上。从中期来看，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会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要比过去几年不利得多。应当看到，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已经建立，但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力有着重要作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因此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的资源、集中应对某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第三，对于危机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会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这场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插曲，从现在起，我们需要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种今后可能会不时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国发生的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

而且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一种波浪式推进的特点，这种正向传导过程可能会多次发生。无论是从中国经济本身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上述的反向传导过程都不太可能完整发生。目前存在一个倾向则是，对短期问题估计得很严重，而对长远问题则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会不会出现。应当看到，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已经建立，但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力有着重要作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因此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的资源、集中应对某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其二，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看，我们承受经济危机的制度化条件是很差的。其次，必须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这里的反向传导，最主要是两个环节，一个是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反向传导，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银行大量坏账的出现，金融业不能正常运转（尤其是房地产业）。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在长期的意义上。因此，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的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沉重的债务负担。

但尽管如此，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一些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可怕。为此，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做出准确判断的。

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和震荡？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很脆弱的，我们的思维也是很脆弱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在正视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期来看，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会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要比过去几年不利得多。

只有在此基础上，立足长远，面对眼前，才能对这场危机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就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

可能问题最突出的，还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是百年一遇，有人说是继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

从长远来看，全球化过程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中的变数会明显增加。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今年保8的目标都抱着一种乐观的预期。

第二，对于失业问题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从短期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期，需求萎缩，对中国的进口减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之一。

一是因为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二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因此，在中国应对的过程中，将就业问题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无疑是正确的。这样的形容也许都对，但尽管如此，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程度，还是要恰如其分地判断。为什么要提承受二字？有两个原因：其一，前面已述，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可能是我们今后要不时面对的问题。

在此提出短期和长期问题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对于危机在短期意义上的严重性，以及在短期意义上应对的困难性，不能估计过分，尤其不能只顾眼前，而采取贻害长远的应对措施。实质上，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危机过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以经济危机方式呈现的挑战，这还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应对经济危机的含义之一，就是应当正视经济危机的某些破坏性后果，该破产的就应当破产，该倒闭的就应当倒闭。那么，要转变发展方式，究竟要转变什么呢？有人认为，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